1.1 生产层面：劳动力成本逐渐增加，制造业真实的生产率在下降，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弱化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已经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这表现在：
①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较低，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②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低于OECD成员国普遍的40%水平，并不断降低，2008年仅为10.7%。但国际制造业竞争力③的竞争看的是生产效率，即单位产品（或相同产品、产值）所消耗的人工成本。自1999年至2007年，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我国劳动力成本进入快速上升期。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升了很多。换言之，我们的生产率其实在不断降低，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只是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供应市场掩盖了这一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连续下降，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过去。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工业产品有80%以上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或严重不足，大量的生产能力放空；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又严重缺乏，重要设备基本依赖进口，这也限制了生产率的提高。在这种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小。
1.2 技术层面：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产品低端且产能过剩，经济效率较低，污染浪费严重 技术是构成企业竞争优势[4]的关键要素。但我国制造业企业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例如，中国纺织机械的70%来自于进口，高端的机床75%依赖进口，高速胶印机75%依赖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为进口产品占领，光纤制造装备几乎100%依赖进口。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外来关键技术和装备零部件的依存度过高。事实上，支撑中国企业生存的条件有二：一是依靠较低的要素价格优势（即低劳动力价格，低原材料价格，低排污费用等），靠低价格竞争，缺乏资金和技术的积累，反而给他人落下“倾销”的话柄，促使外贸环境日益恶化；二是依靠宏观经济高速发展支持下的本土市场优势，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的力量，弱化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长此以往，必将使政府的权利超越市场的边界，干扰正常的经济运行；使企业长期盲目扩大产量，导致我国制造业在低附加值或低科技含量产品生产方面能力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目前我国产能占GDP的70%，国内消费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则要靠出口解决，而美国市场占其中的70%。另外，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是32%，而发达国家是42%，工业污染排放量却是发达国家的10倍；我国产品的增值率为30%，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是48%，47%和41%。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千方百计保护国内市场，中国产品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有效的改变，在接下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中中国制造业将会面临严重障碍，可能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1.3 组织管理层面：企业组织结构小而散，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差，缺乏先进的管理技能和全球营销技巧，价格战是主要的竞争手段 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生产加工产品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即生产环节，也就是只掌握了产业链中最薄弱、利润最少的那一部分，根本没有价值空间或定价权所言。统计资料表明，在纺织产业链的前端，即研发、创新和设计中心，大致要获取全部利润的40%；产业链后端，即销售网络、售后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等获取全部利润的50%。换言之，在国际产业链治理的利益格局中，加工中心投入大量原材料、资源和劳动力只能获取全部产出的10%的利润，却支撑了整个产业链高端90%的利润布局。中国企业通常单打独斗，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网络效益。由于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业集中度合理的生产管理体制，企业组织结构散乱，企业产权结构不清，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批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未能形成一批有技术特色的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格局。这就限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和贸易纠纷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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