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向服务经济转型中的理论总结和发展经验，弥补自身在服务业领域的发展短板，有针对性地优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路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系体系。这要求我们既要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又要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其他产业部门的融合，扭转“脱实向虚”倾向。
一、服务业与成本上涨
经济学家鲍莫尔把制造业视为“进步部门”，将服务业视为“停滞部门”，指出服务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不断增加，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并且这些劳动人口的工资随着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而不断上涨，最终造成服务业人力成本高企、整个经济生产率下降的现象，又称“鲍莫尔病”。服务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具有刚性，一旦大幅上涨很难回落。
“鲍莫尔病”损害了消费者福利，加重了民众的生活成本和政府的公共支出，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比如，“鲍莫尔病”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高等教育成本和医疗服务的持续上涨。因此，降低服务业运行成本，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目前有效的途径就是采用信息技术赋能服务业降本增效。
当然，要发挥这些理论的功用，还需要进行实地调研，并对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服务业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当地的技术研发政策和产业政策落地进行实证研究，才能更准确地量化评估理论指引下的具体政策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限于主题，本文对此不做探讨，只是从总体上指出服务业改革的大致方向和优化路径。
二、现代服务业优化发展路径
现代服务业是一种高效、无污染，且产业关联度高的绿色产业，应与第一、二产业协调发展，过快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虽能在一段时间内加速经济增长，但必会留有后遗症。
我国的工业化基本实现，进入工业化后期，在现实发展路径上面临着之前发达国家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和产业聚集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因此，中国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把握产业体系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节奏，优化发展服务业发展路径。
(一)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优化服务业的行业结构
1．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由共生走向融合。
优先发展高附加值、关联性强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研发资本投入，促进产业链各环节的流程优化、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向价值链分工高端延伸。实现传统制造业与影视、游戏等跨界融合发展，实现从生产制造向产品开发及知识产权运营方向转型。同时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加快发展研发、设计、咨询、专利、品牌、物流、会展、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产业园区和办公园区布局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约化服务效能。
2．促进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融合。
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社，运用信息技术、金融和文化创意等要素，整合农产品生产、加工、配送、营销等环节，推动农户与消费者的无缝对接、推动农业向数字农业转型;促进农业和教育、文化、旅游、康养等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农家乐、度假村等特色农业;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满足新农业在技术服务、贷款、品牌打造等方面的需求。
3．优化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
首先，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柱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建立服务业集聚区，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扩散效应，推动产业体系转型优化升级。
其次，促进公共性服务业的降本增效，重点降低医疗和教育成本，同时大力支持环境保护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促使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走向标准化和公平化。
最后，改善生活性服务业的服务品质，提高生活服务的精细程度与品质，加快发展健康、养老、幼儿养护、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既要放宽市场准入，又要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服务业监管体系。
4．服务业改革还要协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
在服务业集聚地区，要合理利用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防范服务业集聚所导致的空间挤出效应，科学规划服务业在全国范围的分布，处理好同一地区内服务业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问题，因地制宜扶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特色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当地产业结构的融合。
(二)鼓励创新，增加研发投入，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就要发挥科技服务业的核心推动和辐射作用，促进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迈向专业化，带动其他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1．推动产学研融合，采取合作共建智库、研究院、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平台等方式，企业、政府和高校协同创新，调动所有生产要素和创新主体参与到创新中来。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源头作用，建立新型研究机构，鼓励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和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
2．依托当地产业集群，打造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区和科技服务园区。支持骨干企业自主研发，加强行业协同创新，完善行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如建立光谷、算谷等科技服务企业聚集区。
3．建立创业孵化机制，为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提供从技术研发到募资上市的全过程孵化服务。探索行之有效的创新创业模式，建立从创业项目路演、项目评估、风险投资引进、产业对接到市场化运作的扶持机制。
(三)利用信息技术降低服务业成本，治疗“鲍莫尔病”
在信息技术浪潮的推动下，大量免费服务的提供以及服务标准化、自动化的提高，使得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有了提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运用，极大推动服务业价值链数字化和自动化改造，从而节省了大量人力，提升了服务业的生产率，极大缓解了服务业的“鲍莫尔病”。
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如创建AI诊疗系统、教学视频在线共享平台等服务创新，都极大降低了每项服务的边际成本。同样，信息技术的运用也迅速提高了通信业、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等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降低了获取各类专业服务的成本。
可以说，正是信息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使服务业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不再是鲍莫尔所说的“停滞部门”。但是我国服务业还存在信息化水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即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各企业之间仍存在“数字鸿沟”。
中国应通过设置服务业改革试点、财政补贴和信息技术推广等方式逐渐消除各地信息化水平的差距，实现“服务业数字化”的目标。此外，信息化技术也不是万能的，要降低服务业成本，还要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作用，大力发展非营利性部门、社会企业和公共服务业。
(四)基于国内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推动服务业渐进有序、高水平开放
中国经济要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就要确立“服务先行”的对外贸易战略，发展服务外包，满足经济伙伴国和贸易对象国的研发、设计、货物贸易、旅游等领域的服务需求;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推动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放宽外资在金融、设计和评级服务等服务业的限制，给予外资完全的国民待遇，同时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国还需要通过广交会等重大贸易展会、自贸区建设等，在国际竞争中培育服务业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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