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资的认识偏差导致“超国民待遇”
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和中国地区竞争的现实压力，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本地经济，纷纷出台各种特殊政策，甚至有些规定与国家外资法律规定不一致。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信贷优惠、进出口经营权、外汇管理优惠等方面一直享受比内资企业更为优惠的待遇。即使在设立程序上，对外资企业缴纳注册资本的要求也很低。如果外资对中国企业实施并购，外国投资者在合营企业注册资本中的首期实际出资只需达到7.65%即可取得对中方的绝对控股地位。此外，各地区相互间的法规和政策也不统一、不平衡，对外资优惠或限制的规定和政策差别很大，导致外资在地区投向上出现投机倾向。改革开放初期，因为缺乏资金，对于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可谓良方，但是，在引资规模已成几何级数扩张的情况下，是否仍然有必要提供如此优惠值得商榷。虽然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但是外资企业在其他非税收政策领域仍然享受诸多优惠待遇。
（二）多种因素导致外资利用效率低下
外商投资存在产业结构不良、增值率低、环境污染、逃税避税、投机性并购等问题。近年来，甚至一些战略性企业也成为外商并购的对象。如果不对这种现象加以禁止或限制，势必造成国有经济“私有化”、“外资化”，危害我国经济安全。与此同时，“假外资”泛滥，对我国市场秩序、宏观经济稳定性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形成挑战，某些腐败分子和不良商人藉此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进行欺诈、转嫁金融风险等自不待言，即使没有这类犯罪问题的“假外资”也会妨碍我国宏观调控效力、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秩序。出现上述种种现象，“超国民待遇”是一个原因―“超国民待遇”使得原本无效率的企业在优惠制度下仍能取得一定利润，使得国内资本为获取优惠待遇变身“外资”。另外，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等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均没有相关表述。在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是当务之急。
（三）外资规范与监管制度存在漏洞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外资准入的限制不明确。我国至今尚未制定与外资直接相关的国有企业并购、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外资企业绩效考核等领域的专门法律。我国现行法律对外资准入的规定不明确，导致一些战略性或非战略性的产业和企业被外资并购。二是对外商出资的要求过于宽松。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出资规定过于简单，既没有规定外商出资的资本必须属于外商境外合法资本，也没有规定实行实缴制，相反规定的是认缴制，认缴时间期限较长，且弹性过大。只规定外商出资比例的下限而无上限规定，容易导致控股，甚至损害中方利益，并且对外商“增资扩股”的并购方式缺乏必要监管和约束。三是对外资企业造成的社会负效应控制不力。近年来，外资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劳工权益受损等问题层出不穷。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外资企业运营过程中无须承担或者只承担较低比例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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