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懂资本招商？您或将失去招商引资先机

产业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融资媒介，政府通过成立基金，吸引社会资本以股权形式介入项目公司。（当前政府财政出资比例一般不超过40%，但为了加速引导基金募资效率，多数地方政府愿率先给予出资承诺，便于子基金管理人（GP）向社会募资）

从中央层面看，2015年重点推出两大基金，一是总规模400亿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参与超过1800亿，并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另一是总规模600亿元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撬动社会资金千亿以上。

从地方层面看，随着中央鼓励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态势明确，地方政府和国资平台组建的各类政府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地涌现，每个月都会数十个地方政府主导的产投基金成立，遍及科教文化、产业投资等各个领域，出现了一批诸如“一带一路”、PPP、文创、产业引导等主题基金。

如今，全国已累积成立1013支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5.33万亿元，已到位资金19074.24亿元，数以千计的各级政府引导基金都在争夺产业资源。在数万亿资产的暗流涌动下，如今政府引导基金正在成为地方政府乐于使用的招商引资工具。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可以投资的项目并不多，而传统粗糙、低效的坐地招商也难以满足欠发达地区的招商任务。

一些政府开始借用创业投资基金的名称去做招商引资，利用资本的催化和杠杆作用，探索出了一种产融结合的园区基金招商新模式：即以股权投资和其它优惠政策，吸引其它地区的优质企业转移至当地，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政府到一线城市/海外接触企业，许诺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的股权投资金额，同时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公司。并以其为核心，吸引更多的企业进来，形成聚变效应。

目前的政府引导基金主要分为创业类基金、产业类基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类基金。基金管理方为公开招募的市场化投资机构，也有一部分地区是通过融资平台设立的投资公司对政府引导基金进行管理。基于此，地方政府往往会在引导基金时与基金管理机构达成协议，要求一定比例的资金必须投入当地项目或者特定行业中。这一原则实际是政府作为财政出资人在设立引导基金时的意图体现，成立引导基金的初衷就是为了扶持本地经济或者特定行业的经济。

一些子基金管理人也会采用某些变通方式，即股权投资一家其他省市优秀企业时，将该企业部分经营业务迁至当地，兑现了后者招商引资扶持新兴产业的初衷，而规避基金投资范围的过多限制。

义乌工业园区、义乌市国资委携手IDG资本组建了144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成功竞购全球第二大照明企业德国欧司朗照明项目和美国美新半导体公司，标的项目海外产能将逐步转移到工业园区生产制造。义乌方面表示，“欧司朗照明项目的收购，充分利用了资本的催化和杠杆作用，探索了产融结合的园区基金招商新模式。”

在武汉光谷生物城，资本也得到了全面的应用。光谷生物城准确地找到了资本和龙头企业各自的利益诉求，利用基金公司招来了国资背景、资本金和体制受限的基因诊断试剂领域龙头企业达安基因（孵化器）。基金公司让达安基因在投资孵化时更加灵活；达安基因把关也降低了基金的投资风险。这种“基金＋基地”模式，屡试不爽。园区方表示：“用好资本招商手段，让生物城聚集大量产业基金，这些基金有动力在全球找项目落户生物城”。

如今，欧美也有很多成熟的产业技术和项目寻求并购退出，但在当地无人问津，其中的机会，不言自明。当然，资本招商尚属初探索阶段，许多硬伤也在所难免。

1、多倍杠杆

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噱头，不考虑当地实际发展需求，一上来便设立的大体量基金，政府在其中仅出资10%—20%，甚至更少，以政府信用撬起数十倍的杠杆。而且不同于产业培育的“天使基金”，招商引资所需的资金规模一般较大，而政府还需保证投资方的固定回报，风险也未可知。

2、权力之争

引导基金投资决策管理中存在着“度”的把握困境。多项政策使命让政府不得不干涉子基金的日常投资管理决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选择了派驻一位代表进入基金投资委员会的做法，行使所谓的“一票否决权”，这对于创业投资机构来说意味着绝对地 “束手束脚”。

3、利益分歧

政府引导基金与商业性创投机构经营目标上存在明显分歧。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招商引资的成效。而创业投资机构则更希望在市场化运作中确保自身投资收益的稳定性。资本毕竟是逐利的，但作为子基金的创投机构，却往往要处于“母基金”的高度期许与市场化生存之道的挣扎中。

4、竞争激烈

适度市场化运作是创业投资机构生存、发展的必需，但在客观上它必然会造成欠发达地区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目标由于外部竞争而被减损。对于发达地区的引导基金而言，由于社会资本及科技、人才资源实力雄厚，优秀高新技术企业众多，完全不必担心子基金大量投资外省市高新企业，但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引导基金来说，则存在政策目标被折扣乃至落空的可能。